10月10日，中国外长王毅与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第二十八次中法战略对话。 这场高级别会晤没有按照惯例安排在首都北京，而是选在山西大同。 博纳专机改变降落路线直奔大同，法方当面承诺“恪守一个中国政策且不寻求脱钩”。 中方选择大同绝非随意安排，而是用历史事实严肃提醒法国不忘建交初心。 咱们先来看10月10日在大同举行的这场高规格战略会谈。 王毅同专程赶来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面对面坐下，展开了长时间的深入沟通。 按照以往的外交规矩，中法之间这种最高规格的对话机制，长期以来绝大多数都选在首都北京举行，比如前年的第二十六次对话就是在北京如期举行。 然而这一次的情况完全不同，博纳的专机没有降落在北京的机场，而是直接降落在了山西大同。 王毅把整场会谈的现场直接搬到了大同，这一举动立刻引起了高度关注。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大同距离北京并不遥远，坐高铁两个多小时就能到达，换个地方开会算不上什么大事。 但是在严肃的国际交往中，会谈地点的选择从来都不是一件小事。 中方把这次对话的会场专门设在大同，这番精心的安排，显然是专门讲给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整个爱丽舍宫听的。 更耐人寻味的是会场上的一个关键细节。 在正式会谈过程当中，博纳自己主动在发言中提起了1973年的一段往事。 博纳在现场公开谈到，当年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中国的时候，就曾经专门前往山西大同考察。 博纳当着中方代表的面直接表示，当年的这件事情留下了两国关系的一段佳话。 大家要看清楚，这段历史是法国总统的核心幕僚自己在谈判桌上主动讲出来的。 这充分说明巴黎高层心里比谁都清楚，大同这两个字在中法两国的交往历史上到底有多么沉重的分量。 咱们回顾当年的真实记录就能明白其中的原由。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法国成为了第一个同新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国。 到了1973年9月，时任法国总统蓬皮杜正式踏上访华行程，他不仅是中法建交之后第一位到访中国的法国国家元首，更是整个西欧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一位访问新中国的在任国家元首。 当时距离两国建交仅仅过去了九年时间，蓬皮杜在结束了北京的一系列正式国事活动之后，专门乘坐火车一路赶赴大同，专程前往云冈石窟进行实地参观。 在当时的冷战格局之下，国际环境比今天还要复杂严峻得多。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范围内搞阵营对抗，西欧国家夹在中间承受着来自外部盟友的巨大政治控制，任何一个想要坚持自主决策的国家都必须面对来自华盛顿的脸色与压力。 蓬皮杜当年顶着外部阵营的巨大阻力毅然来到中国，并且专程走到大同，本身就展现出了极具勇气的政治姿态。 中方这次把第二十八次战略对话直接定在大同，就是把两国的交流现场重新放回到了当年的历史发生地，让法国官员在走进大同会场的那一刻，老老实实对照当年的建交初心。 博纳在大同主动提及这段历史，但法国政坛最应该重温的，是蓬皮杜总统当年在大同之行结束后说出的那句至关重要的话。 蓬皮杜结束访华返回巴黎之后，专门对中国驻法大使说出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 “两国都酷爱独立，决心不屈服于任何人，并始终保持警惕，这正是两国政治关系的基础。” 大家仔细品读这句原话就会明白，这绝不是场面上的客套辞令，而是中法两国几十年交往当中最宝贵的精神基因。 1964年戴高乐将军顶住美国的重重阻挠，在西方阵营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依靠的就是法兰西民族不屈服于任何人的独立品格； 1973年蓬皮杜来到中国、走到大同，依靠的同样是这份不受外部势力支配的自主精神。 然而大家回过头来看看今天的爱丽舍宫，法国当下的实际做法却产生了严重的脱节。 当下的中法关系正好走到了一道关键的坎上。 最近这几年，法国在涉及中欧经贸往来的多个领域频频跟随外部风向，不仅没有发挥维护多边贸易的表率作用，反而联手欧盟内部保守势力对中国产品发起连续打压。 在电动汽车关税问题上，欧盟内部反反复复争吵了近两年时间，而法国政府在台面上跳得最高、推 动 最卖力，不断促成对中国电动车加征不合理的惩罚性关税。 就在不久前的10月4日，欧盟委员会强行通过了针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终裁草案，法国在其中投下了赞成票，积极充当了限制中国制造业进入欧洲市场的急先锋。 紧接着在动力电池、光伏原材料以及基础工业品领域，法国政客又频频附和所谓的去风险论调，不断对中国企业的正常投资设置繁琐的市场准入壁垒。 原本建立在高度互信基础上的双边经贸往来，因为法国当局的带头设卡而遭遇了严重的阻碍。 王毅把这次对话的地点直接改在大同，就是把这面历史的镜子直接立在法国代表的面前，严肃提醒马克龙以及爱丽舍宫决策层： 法国是否还记得蓬皮杜当年在大同许下的诺言，是否还清楚中法友好的根基究竟埋在哪里。 这番良苦用心，马克龙听得懂，也必须老老实实听懂。 面对中方在大同展现出的坚定态度与历史提醒，博纳在会谈中拿出了应当具备的务实姿态，当面向中方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