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2月，西北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 一份关于甘肃重灾县的处置方案摆在桌面上：有人主张处决13个重灾县的县委书记，以儆效尤。会场气氛凝重。 就在这时，主管农业的甘肃省委领导成员、常务副省长王秉祥同志站了起来：“责任不能全推给基层。” 他声音不大，却态度鲜明。 在王秉祥看来，造成严重后果的根本原因是极“左”路线和“浮夸风”的危害，县委书记们不过是执行者，倘若用处决的方式来平息事态，结果只会让更多干部噤若寒蝉，纠偏工作更难以推进。王秉祥的发言让会议陷入争论。 回到兰州后，省委内部仍有分歧，压力步步紧逼。当时，有人找王秉祥谈话，要求他检讨，但王秉祥没有让步。 在当时的环境下，王秉祥的这份坚持无疑“风险重重”。 同年9月，一纸处分决定下达：免去其在省委和省政府担任的领导职务，调往中央党校学习一年。这位从战火中走出来的老红军，因一次坚持己见，几乎失去了全部政治生命。 挺身而出保护13位县委书记，对王秉祥而言并非一时冲动。 早在1960年，甘肃通渭县深陷饥荒，正是王秉祥带队挨家挨户查看灾情，倾听百姓疾苦，让基层干部敢于讲实情，如实向省委反映情况，最终为通渭县争取到当时全省较高的粮食回销指标。王秉祥很清楚，基层干部的良心与担当，是受灾群众最后的指望。 王秉祥，原名王东平，1916年出生于甘肃宁县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上世纪30年代初，他在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的影响下投身革命，1935年7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4月，正值弱冠的王秉祥临危受命接任红军一支队队长。当时队伍仅剩13人，人均不足3发子弹，在其接任前，已经先后牺牲了六任队长。他接任后正确执行党的建军路线，发挥卓越指挥才能，率部机动出击，迅速将队伍发展壮大到200多人，发展为新宁县最具战斗力的红军武装力量，其本人也留下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名声。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王秉祥的足迹遍及关中与陇东。 1943年的“大生产运动”中，他既当指挥员又当劳动者，开荒、织布、养猪样样带头，被树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 1947年，王秉祥同时挑起新宁、新正、中宜三个县的中心县委担子，并参与收复关中敌占区的指挥。从13月16日到4月上旬，部队在20余天里连打7次歼灭战，以少胜多，成功牵制了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掩护主力部队顺利突围，受到了西北军区的表扬。 王秉祥为人刚正、且勇于承担责任。1949年初，一野四纵连续三次电令军管会撤离时“彻底摧毁煤矿（陕西铜川煤矿）”。时任铜川军管会主任王秉祥依据党中央保护城市公共设施的精神，顶住压力表态：“矿井不能炸，出了问题我负责”，只组织人员撤离，保留了整套煤矿设施。 事实证明，王秉祥的坚持是正确的。后来查明，这是译电员误将“工事彻底摧毁”错译为“煤矿彻底摧毁”。他的坚持和担当，不仅保住了铜川煤矿，更保全了7万多名职工及家属的生产生活基础。王秉祥因此受到上级嘉奖，并于1949年3月调任陇东地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王秉祥留在甘肃工作，历任庆阳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甘肃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省委专职常委等职。 1959年，王秉祥出任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主管农业工作。从基层一路走到省级领导岗位，他始终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的那股较真劲儿，在任期间为甘肃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64年，王秉祥结束了党校学习，被安排到辽宁铁岭任副专员。 尽管他已经被“下放”，但1966年“特殊时期”开始后，他还是被康生点名扣上了“反党集团黑干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两顶大帽子，先后两次被压往辽宁的“五七”干校劳动。 直到1979年初，王秉祥才回到甘肃，出任省委常委、副省长。 次年，中央正式发文，对王秉祥从1962年至特殊时期所蒙受的一系列错误批判与处分予以彻底平反。1981年，王秉祥恢复正省级待遇，并正式出任甘肃省委书记，并兼管全省政法工作。 1982年9月，王秉祥成为中纪委的一员；1983年，他出任甘肃省政协主席兼党组书记。 复出后的王秉祥把全部心血投向陇原大地。在担任甘肃省政协主席期间，他把革命老区环县定为自己的联系点，先后十余次下到基层调研，和县委、县政府一起商讨脱贫致富规划。 1986年，环县遭遇百年不遇大旱，他亲赴北京向国家计委汇报旱情，力促盐环定扬黄工程立项。1992年7月工程开工，年近八旬的他专程赴环县甜水堡出席典礼，激动之余赋诗抒怀：“黄河之水天上来，姹紫嫣红众手栽”；“三省牵黄龙，一流润北原；千年苦旱地，万紫百花园”。 王秉祥常把自己称作 “农民的儿子、人民的老兵”。 1993年8月，王秉祥在兰州逝世，终年77岁。弥留之际，他留下遗愿：把一部分骨灰送回当年战斗过的子午岭龙池一带，另一部分安放在西峰烈士陵园。 从常务副省长被撤职到省委书记复出，他的人生跌宕起伏，却始终没有改变一条信念—— 实事求是，对党和人民负责。 参考文献： 1.陇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