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张策生于一个公安家庭。父母都是新中国第一代公安干部。高中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故宫博物院，做了三年水暖工，负责修管道、通暖气。 后来又进了北京市公安局宣传处，成了警察作家。 张策开始严肃地思考人的生存与命运的关系，始于《无悔追踪》。公安职业对他百般磨砺，活生生的案例，也给过他巨大冲击，难以计数的英雄战友的事迹，让他对这一行充满敬畏，拿他自己话说： “使我对于永远身处在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相交叉的十字路口、永远要以牺牲个人利益，换取更大更重要利益的人民警察，有了越来越沉重的关切。” 1992年，他发表中篇小说《无悔追踪》，两万多字。故事讲一个老警察追踪一个潜伏特务，追了几十年。小说在文学界引起反响，被公认为公安文学突破之作。不久后，这小说就被王朔和冯小刚看中，买下了电视剧改编权。 两人找到一个叫史建全的人。 史建全，圈内人称“史爷”，他能写出活灵活现的胡同人物，根子扎在他从小混大的那条街上。那是崇文门外的花市，街上什么火神庙、清真寺、福音堂，一路得见。人就更杂了，什么摆摊算卦的、开木旋铺的、烤烧饼的、挑担卖豆汁的、掌鞋换底的、磨剪子戗菜刀的，他都熟悉。 史建全在这片人堆里长大。他们的做派、腔调、待人接物的讲究，全都存在他的脑盘里。他写剧本，人物栩栩如生，靠的就是这些“活资料”。 史建全最初的理想，是成为画家。可是为了谋生，只能去做电影美术。导演戚健听他讲分镜时，觉得他不只能做美术，还很会讲故事，一直劝他说： “小史，你能写戏，才华被浪费了。” 史建全“被迫”写了《片儿警》和《针眼儿警官》。万万没想到，全火了。 饶是如此，他没想着做编剧： “还想挣点儿钱买颜料画画呢。” 接手《无悔追踪》前，他刚写完片警题材。写的也是胡同里充满京味儿的家长里短。王、冯看过他的作品，觉得由他改编张策小说最合适。 史建全 1995年的，史建全走进了一间半地下室，在里面待了半年，把张策两万多字的小说，打磨成了三十万字的电视剧剧本。 他把整个国家四十年的历史，各种重大事件，全部融合到了“追踪”这个过程里，又巧妙地融合进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变化，包括时代符号的变迁。 王朔和冯小刚看，赞不绝口： “真像那个时候过来的人写的。” 可惜，剧本写完，王朔和冯小刚当时的公司也快黄了。王朔遭遇主流封杀，扭头去了美国。项目几经辗转，被送到他们最信任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 02 冯小刚最初的想法，是让葛优演肖大力，陈道明演冯静波。毕竟这俩都是他当年心头最好的演员。分别跟他合作过《编辑部的故事》和《一地鸡毛》。可惜，两人当时都是腕儿，根本调不出档期。 那会儿，冯小刚自己正筹备《甲方乙方》，心思也没放这边。 剧本送到北视艺术中心后，选谁来执导，成了关键。最终接下担子的是导演力。这个选择，既有偶然，也藏着必然。 推荐尹力的人，是编剧史建全。 导演尹力，左 史编剧的考虑是，尹力与这部剧在骨子里契合。尹力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90年代，北京城市改造加快，而在尹力的记忆中： “左邻右舍有堵墙，拆了两家子就跟一家人一样。大家都穷，也没什么隐私，谁交了女朋友，谁家今天吃馅儿包饺子，闻味道、听声音，没遮挡更没什么秘密，苦涩又温馨。” 这记忆里的情感，让他很理解故事中横跨四十年的土唐刀胡同。 他想拍的，不仅仅是肖大力和冯静波的拉扯，还有正在消失的北京平民画卷。 接手《无悔追踪》之前，尹力早已证明过处理这种题材的能力。 他执导的六集儿童家庭剧《好爸爸坏爸爸》就拿下了飞天奖优秀编剧奖，《杏花三月天》还曾入选戛纳电影节。1990年的《我的九月》，以北京亚运会为背景，用写实手法，拍一个小男孩在时代中的成长，拿下了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突出了他关注现实、为小人物立传的风格。 他镜头里的北京，充满烟火气，有市井味，有普通人在大时代里的沉浮。 这正是《无悔追踪》需要的东西。 《无悔追踪》20集的篇幅，国家经历的重大事件，每个普通人经历的时代节点，从第一集开国大典，一直写到改革开放。这也是尹力最擅长的戏。 尹力接手后，想让李雪健演肖大力，王志文演冯静波。李雪健有戏在拍。执行导演谢东燊推荐了刘佩琦。刘佩琦的长相，被认为最符合肖大力的“轴”。 《无悔追踪》选角时，刘佩琦和王志文在圈内的位置，正好是两极。 刘佩琦生于北京，1979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新疆乌鲁木齐军区话剧团。西北单调枯燥，他不甘心，下定决心调回北京，重新起步。他在陈佩斯的电影《二子开店》里首次登上银幕，之前几乎都快放弃做演员了。无论何时想起此事，他都感恩于陈佩斯。 此后几年，他演汉奸、军师，在《秋菊打官司》里演巩俐憨厚木讷的丈夫。角色都是扎实角色，但人不火。 1995年接《无悔追踪》时，刘佩琦在圈内是： 演技被认可，但还没有一个真正让他“被记住”的角色。 王志文则完全不同。1991年崭露头角，1993年凭《过把瘾》拿下飞天奖优秀男主角奖，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