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武汉解放不久，湖北的政权接管、社会秩序恢复和部队整编同时展开。武汉城内，李先念承担起主持湖北工作的重任。就在这一时期，中共湖北省委正式建立，李先念出任书记，九位常委也由此走上湖北历史舞台。 这份名单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李先念是省委书记，另有九人组成常委班子。九人来自军队、地方和根据地多个系统，经历各不相同，却共同面对着一个刚刚结束战争、百废待兴的湖北。 排在第一位的是刘建勋，任省委副书记。刘建勋长期在太行根据地从事组织和地方工作，抗战后转赴汉江地区，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经验。湖北省委成立后，他分管许多具体事务，是李先念处理全省党政工作的得力助手。 刘建勋的特点，不在于战场上的显赫战功，而在于能把复杂的地方事务理出头绪。干部安排、基层组织恢复、政权衔接，都离不开这类稳健的行政干部。1961年，他调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成为省部级领导干部。 第二位是王宏坤。此人是红四方面军的重要将领，后来被授予上将军衔。湖北解放前后，他曾任桐柏军区司令员，参与南阳、襄阳等地区的军事行动。与地方干部相比，王宏坤代表的是军队系统的力量，负责维护新政权初期的安全基础。 1950年华东海军组建后，王宏坤离开湖北，转入海军领导岗位。时间虽然不长，但他在湖北省委常委中的存在，说明当时地方党政班子与军事系统联系十分紧密。 程坦是第三位常委，河南新县人，早年参加黄麻起义，长期在鄂豫皖根据地工作。他曾任鄂东北道委秘书长、鄂豫边区党委秘书长，也在红二十五军和鄂东地区担任过重要职务。 程坦更擅长组织、宣传和地下工作。革命年代，这些工作往往不显山露水，却直接关系到根据地能否维持。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后来出任国务院监察部副部长、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关于脍炙人口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他也曾参与创作和传播。1980年12月26日，程坦病逝，终年74岁。 第四位是刘子厚。他既有地方工作经历，也有较强的宣传和组织能力。湖北解放后，刘子厚长期参与省委宣传工作，后来担任中央委员等职，在湖北党政系统中承担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当时的湖北，交通尚未完全恢复，城乡经济困难，干部队伍也需要重新整合。宣传工作并不只是写文章，更包括政策解释、群众动员和社会秩序的重新建立。刘子厚所负责的，正是这些细密而重要的工作。 第五位王树声，是湖北省委班子中军队资历最深的将领之一。他曾领导鄂豫皖地区的武装斗争，担任过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解放战争结束后，他继续负责军事建设和国防事务。 1954年，王树声进入国防委员会，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值得一提的是，王树声与王宏坤同属湖北红军系统的重要人物，两人在早期革命岁月中都为鄂豫皖根据地建设作出过贡献。 第六位聂洪钧，湖北咸宁一带人，革命经历横跨赣北、鄂南、陕北和鄂东。他早年做过宣传、组织和地方工作，属于党内资历较深的干部。湖北解放后，他担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负责参与地方政权建设。 后来，聂洪钧调任国务院粮食部副部长。粮食问题关系社会稳定，尤其是新政权建立初期，征集、调运和供应都十分复杂。他从地方转到中央相关部门，也体现出其处理经济与行政事务的能力。 第七位是王任重，河北衡水人。他在湖北工作的时间很长，后来接替李先念，成为湖北省委主要负责人。王任重重视工业、农业和水利建设，曾参与三峡地区建设问题的研究与推动，也处理过湖北经济困难时期的多项实际事务。 王任重的工作风格较为务实，常常要求干部深入基层，不能只看汇报材料。改革开放后，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成为副国级领导人。对湖北而言，他不仅是第一届省委常委，也是后来长期主持地方工作的核心干部。 第八位郝中士，江苏沛县人，早年参加地方抗日和群众组织工作，先后在湖西、粤东以及鄂豫地区任职。他的经历以地方党务、宣传和组织工作为主，湖北解放后进入省委常委班子。 此后，郝中士调任农林部副部长，继续从事国家经济和农业管理工作。1985年12月11日，他在北京病逝，终年74岁。 第九位袁振，山东掖县人，曾在鲁西抗日根据地和冀鲁豫地区工作，后来率干部队伍南下。湖北省委成立后，他主要参与宣传、工业和水利方面的工作，还担任过荆江分洪工程总指挥部副总指挥。 荆江分洪工程关系长江中游防洪大局，工程组织极为复杂。袁振后来调任鞍山钢铁公司第一书记，并担任山西省委书记。2003年8月，他因病逝世，终年87岁。 这九位常委的履历，恰好折射出第一届湖北省委的构成特点：有红军时期的老将，有根据地培养出的地方干部，也有熟悉宣传、工业、水利和粮食工作的行政骨干。李先念主持湖北期间，班子既要接管城市，又要恢复农村秩序，还要处理军政衔接和经济重建，绝不是一纸任命那么简单。 特别